《诺斯特罗莫》
【馆藏地点】青岛文学图书借阅室
【索书号】I561.45/387
【作者简介】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
Joseph Conrad
波兰裔英国作家。出生于波兰波多利亚的一个诗人家庭。自幼失去父母，17岁时前往马赛学习航海，做了一名水手，后升大副、船长，航海生活达20余年；36岁时，因为糟糕的健康和对写作的痴迷而放弃海上生活。尽管他20岁之前还不能流利地说英语，却成为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中*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康拉德是英文现代小说的先行者，他的创作兼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擅长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他的作品根据题材可分为海洋小说、丛林小说和社会政治小说。
1998年美国兰登书屋《当代文库》编委会评选出“20世纪百大英文小说”，康拉德是*一以四部作品入选的小说作家：《吉姆爷》（1900年）、《诺斯特罗莫》（1904年）、《间谍》（1907年）、《黑暗的心》（1902年），一举超过所有其他欧美小说名家；而且他的小说探索、风格和所追求的生命意义，也在后来的很多文学大师——如T．S．艾略特、D.H.劳伦斯、菲茨杰拉德、福克纳、海明威、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索尔?贝娄、马尔克斯、奈保尔——的作品上打上深刻的烙印。
【内容简介】《诺斯特罗莫》中虚构了一个南美国家，长期处于暴政和革命当中。在漫长的开篇，错综复杂的局势变化和随时改旗易帜的暴动革命，但是事实上，所有的动荡都围绕着那一座稳固的基石——查尔斯?古尔德的银矿。银矿的矿长已经成为了物质的化身，所有的维系的感情都脆弱不堪，老年的意大利党人只有回忆加里波第的荣光，只有那个号称永远不会被腐蚀的工长诺斯特罗莫挺身而出。但是财富让人胆怯，爱情让人盲目，最终的一声枪响，宣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死亡。也许，这部略显冗长的小说，最后又回到了起初的那个寓言里面，被财富所束缚的灵魂，只能在山和海湾之间号哭，这种幽魂也不会散去。
【前言/序言】作者自记
短篇故事集《台风》出版之后的那段时期里面，《诺斯特罗莫》是最令我大伤脑筋的一部长篇小说。我并非想说，当时自己对于个人写作生涯的任务在心理与态度上察觉到了什么改变。又或是，除了在那种玄妙而外在的、与艺术理论毫无干系的事物里面，也许根本没有任何改变；那是一种发生于灵感的实质中的一种微妙改变；一个我无论如何也无力为之负责的现象。不过，在完成《台风》那本集子的最后一个故事之后，这感觉的确令我担心，好像世界上突然就没有东西可写了。
这一出奇消极而令人不安的情绪，颇持续了一小段时间；此后，就像我的许多长篇故事一样，《诺斯特罗莫》的最初线索以一个完全不具备任何价值细节的漫游故事的形式，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事实上，在1875年或1876年期间，我还十分年轻的时候，在西印度群岛或者说是墨西哥湾中——那时候，我同陆地的联系很少，且都短暂而仓促——便听说在铁拉?费米的海滨一带有这么一个人，被人家怀疑趁着某场革命的乱子，凭一己之力偷了一整条驳船的银子。
这故事表面看上去像是一个壮举。但我没有听到任何细节，且对于制造罪恶的罪行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兴趣，因而便不可能把它放在心上。它被抛诸脑后，直到二十六七年后，我在一本从某个二手书店外面随手拣来的琐谈集里撞见了这个故事。那是一位美国水手的生涯见闻故事，系在某个新闻工作者的协助下由其本人写下的。在他漫游的经历中，那位美国水手曾在一条双桅纵帆船上工作过几个月，而那船的船长兼船主，恰恰就是我年轻时听说的那个贼。我对之毫不怀疑，因为几乎不可能有如此罕得听闻的两件壮举，会发生在世界的同一个地方，且都指向一场南美革命。
事实上，那家伙是设法偷走了一条载满银子的驳船，这似乎只能是因为他深得雇主的信任，而后者对于个人品格的判断也一定差得离谱。在那位水手的故事中，那人的形象是一个十足的无赖，是一个骗子小人，凶狠得发蠢，性情阴郁而面目猥琐，完全配不上机遇所托付在他身上的重要性。有趣的是，他竟公然拿这事来吹嘘。
他常说：“人家都以为，我是靠这条双桅纵帆船挣了大钱。但根本不是这回事。我对这个毫不在乎。我不时地悄悄离开一阵子，去起挖出一块银锭。我得慢慢地富裕起来——你懂的。”
那人身上还有令人好奇的另外一点。有一回，在某次争吵中，那位船员威胁他：“你有什么法子，可以阻止我上岸去告发你跟我讲的关于那批银子的事情？”
那玩世不恭的无赖一点儿都没有受到惊吓。他竟然笑起来。“你个傻瓜，要是你敢在岸上那样谈论我，你会在背后被人捅上一刀。那座港口的每个男人、女人，连同孩子，都是我的朋友。而且，谁来证明那条驳船没有沉没？我又没有把藏着银子的地方指给你看。没有吧？那么，你就是一无所知。你觉得我是在说谎？嗯？”
后来，因为对这贼人的卑劣肮脏厌恶透顶，那位水手便从双桅纵帆船上跑掉了。这段插曲在那本自传里所占的篇幅，不过大约三页纸。这本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当我仔细端详着它们的时候，这一对于少年时代道听途说的离奇印证，激起了我一些遥远的记忆，那时候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那样惊奇，带着冒险的味道，那样有趣；星空下一块一块陌生的海滨，日光里山峦的阴影，薄暮中人们的谈兴，半已遗忘的闲谈，昏暗下来的面孔……也许，也许，这世上还是有些东西可写的。不过起初，我并未从这个区区的故事里看见什么。一个无赖偷了一大包所值不菲的货物——人家会这样说。它或真或假；但不管怎样，其本身都是没有价值的。为这桩劫案虚构一番详情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因为我的才干并不在此，我不觉得该为这种文字游戏点灯费蜡。直等我恍然领悟到，那批财宝的小偷并不一定要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无赖，他甚至可以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某一变换的革命布景下的演出者，也许还是一位牺牲者——直到这时，我的视野中才出现了这样一个朦胧的国度，也就是后来的苏拉科省，有着高大阴郁的西厄拉山和模糊如烟的草原，可以作为从那些或好或坏、一律短视的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桩桩事件的沉默无言的见证人。
这便是本书——《诺斯特罗莫》——的一个隐约的源起。从那时候，我便觉得，它必须写出来。但即便在那之后，我也还在犹豫，像是出于自卫的本能，而对动身进入那样一片充满诡谲与叛乱的大陆、进行那样一场遥远而磨人的旅程心怀忌惮。但是，必须把它写出来。它花费了我在1903年至1904年间的大部分时光；其间，我不时有过多次的犹豫，因为随着对那个国家的了解的深入，我总担心自己会在那样一片不断在面前绵延展开的广阔远景中失去了方向。且时常，当我觉得自己在共和国千头万绪的事务中寸步难行的时候，我便会——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收拾起家伙事儿，从苏拉科逃出来换一下空气，写上几页《大海如镜》。但大致上，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在这片以好客而闻名的拉美大陆上大约逗留了两年。当我归来的时候，我发现——用格列佛船长的话来讲——我的家人们都很好，我的太太也很高兴，她知道那桩苦差事已经结束，而且，我们的小儿在我离开期间也长大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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