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者日记:纳粹德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
【作者】(德) 弗里德里希·莱克著 何卫宁译
【纸质图书馆藏地】青岛历史图书借阅室
【图书索书号】K516.44/30
【内容简介】
本书原本是来自第三帝国内部的一份反纳粹的文件,最初由斯图加特的一家不知名的小出版社于1947年在德国出版发行的。不久之后,这家出版社便停止了商业运作。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1964年,有一家报社,刊登了一系列名为“被遗忘的书籍”的文章,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1966年出版了纸皮书,还出现了几种不同语言版本。该书的英语版本在1970年出版。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记;作者没有按时间次序写事件,而是包括了作者的思想、反省、故事、回忆。记录开始于1936年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死亡,终止于莱克死前一个月。
【后记】 后记(Richard J. Evans)
弗里德里希·莱克(Friedrich Reck)的《绝望者日记》,是来自第三帝国内部的一份反纳粹的文件,极为有力,极为动人,但不好归类。这份文件最初由斯图加特的一家不知名的小出版社于1947年在德国出版发行的。不久之后,这家出版社便停止了商业运作。当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到了1964年,有一家报社,刊登了一系列名为“被遗忘的书籍”的文章,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是相当大的注意。1966年出版了纸皮书,还有了几种语言版本。该书的英语版本在1970年出版,印了2000册,最后一章中原先被删节的部分又恢复了。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日记;作者没有按时间次序写事件;而是包括了作者的思想、反省、故事、回忆。记录开始于1936年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死亡,终止于莱克死前一个月。
在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下写这样的文字是有风险的。1937年9月9日,莱克记录了他的朋友警告他有危险,因为盖世太保袭击了一个熟人的家。“出于我内心的需要,”他写道,“我必须漠视警告,继续写我的日记,目的是写出一部纳粹时期的文化史。……”后来,他用一个铁皮盒子把手稿藏在自家的田里,并把最后几页藏在干草棚中。到了战争最后几周,他的日记手稿才被从埋藏的地方挖出来,传给后人。但那几页藏在干草棚中的手稿被老鼠啃了。他的妻子把日记给了他的朋友科特·特辛(Curt Thesing),他是一位大众文学作家,翻译了亨利·福特的自传,并为一家名叫维特的出版社工作过几年。她请他为她的丈夫出版这本日记。特辛尽全力转录(大部分日记是打字,文稿有缺页,这意味着最后一章不全)。书名取自莱克跟特辛谈话中提及的名字:《绝望者日记》——不是莱克的绝望,而是德国的绝望。
这本日记之所以如此的非凡,是因为它猛烈地、公开地表达了对希特勒和纳粹的深刻仇恨。像其他保守派一样,作者视那位纳粹领袖是个庸俗的煽动家,他的统治,根源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引发的一场欧洲历史上的大灾难(1937年9月9日的日记)。莱克从一开始就不妥协地在几乎所有方面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这点与其他反对希特勒的人不一样,因为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受希特勒的影响,甚至支持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视,比如那些策划在1944刺杀希特勒且不幸失败的人。虽然莱克是个保守派,但不反对犹太人。他与许多犹太人保持友谊,比如他在1930年与犹太数学家利奥·佩鲁茨(Leo Perutz)关系很好,直到佩鲁茨1938年移民为止。在纳粹统治下,与犹太人交朋友是危险的。他的秘书伊拉玛·格拉泽(Irama Glaser)就是一个犹太人,在1933年4月死去(可能是自杀),他深情地描述了自己对她的秘书能力的依赖。
莱克像斯宾格勒那样持有文化悲观主义,认为魏玛共和国毫无希望,因为太唯物、太僵化,破坏了德国良好的道德标准,腐蚀了社会结构和权威,对来自美国的低俗流行文化不加以拒绝。1925年,他写了一本讽刺美国商业文化的小说《美国式的结算》。他称自己在1933年出版的另一本小说《禽兽案例:机器的命运》为“德国第一次向美国主义宣战”。不过,在1933年,希特勒高调发动“德国革命”,其目的就是为了赶走美国主义,这正好应验斯宾格勒提出的历史循环的观点。如果莱克能想到这点,他会有所醒悟的。纳粹刚夺取权力才几个月,莱克就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确实,第三帝国比魏玛共和国还要坏。莱克看到,纳粹是非理性的大规模爆发,他知道德国因此会遭受灾难。另一方面,莱克不像大部分保守分子那样怀念1914年前俾斯麦和德皇统治下的和平、繁荣、秩序、稳定,而是能清楚地看到,纳粹主义的根基是德意志帝国领袖的傲慢、贪婪、不负责任,这点可以从他在1943年2月的日记中看出来。然而,只有极少数保守分子会把前德皇威廉二世描绘成为一个自命不凡的小丑,这点可以从莱克1941年9月的日记中看出来。日记对“普鲁士在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行径”进行了旁敲侧击;1937年5月,正当许多反希特勒的德国保守分子希望普鲁士主义复辟的时候,莱克出语惊人,谴责等于是在“推动普鲁士主义”。在他死后才出版发行的小册子《白蚁的灭亡》中,他把纳粹德国比喻为没有思想、完全丧失责任感的白蚁堆,他甚至批评说“普鲁士病毒将会与被害死的病体一道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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